更新：2024-09-29 21:48:32
4月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68999.1亿元。国债发行10849.6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3439.1亿元，金融债券发行10813.5亿元配资炒股平台皆，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14700.5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252.1亿元，同业存单发行28562.2亿元。
4月，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1.86%，环比减少5个基点；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1.87%，环比减少1个基点。
1931年11月29日晚，富贵山炮台废墟。
一辆囚车被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押送着，在夜色的掩护下从富贵山炮台废墟向汤山方向驶去。
车队通过卫岗，经过白水桥，出麒麟山，直抵南京紫金山麓沙子岗。
三辆车到达沙子岗后，领头的那辆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刹，猝不及防，车子紧急制动后，中间那辆囚车跳下来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他就是蒋介石卫队长王世和。
王世和跳下囚车后，没有去前面那辆军车查看情况，似乎早就知道军车会在这里急刹，径直打开了囚车门。
囚车门打开后，王世和朝着车内，语气颇为不善地说：
“老师，车抛锚了，请先下车吧！”
语毕，囚车内走下了一位“囚犯”，这个“囚犯”英武不凡，挺拔魁梧，脸上看不出一丝囚犯该有的神情，眼神中没有无助，没有颓废，更没有狠辣，有的只有坚定，有的只有炯炯有神。
当他走出囚车后，一声枪响突然响起，霎时间打破了片刻的安静。
随后一阵枪声接连响起，子弹如暴风般倾泻在他挺拔魁梧的身躯上……
一代英杰邓演达，就这样惨遭杀害，碧血飞花，荒野埋骨，时年36岁。
原国民党军第28军军长刘建绪在一次庐山谈话时，曾问过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
“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呢？”
刘建绪问是问“百年”，实则是问他现在谁对他最有威胁，蒋介石也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蒋介石说：“能够代替我的人已经被我枪毙了。”
还没等刘建绪等人回话，蒋介石经过短暂的思考后又说道：
“不，还有一个能够代替我的人，他还活着。”
此话一出，刘建绪等人再未深问，因为都知道是谁。
活着的，就是新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的能力不用多说，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死了的，就是邓演达，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本文，就来说说这位在蒋介石眼中，能与毛泽东并称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
1895年3月，邓演达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的一个贫寒家庭。出生时，正是民主革命在华南沿海地区蓬勃兴起之时，沿海无数爱国志士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适时受大环境的影响，邓演达8岁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充当革命党人姚雨平的交通员。
1905年，邓演达随父到淡水读书，当地盛传着孙中山的革命事迹，使少年邓演达无限崇敬。
4年后，邓演达怀揣着对孙中山先生无限的敬意，及对革命无限憧憬，考入黄埔陆军小学。
时任黄埔陆军小学校长邓铿是邓演达父亲的至交好友，邓铿既是好友的儿子又是自己的得意门生邓演达十分器重，亲自介绍他加入同盟会，成为最早也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年轻的邓演达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
16岁时，邓演达随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参加黄花岗起义。2年后，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任革命军第三连连长，参与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1914年，为了更加适应未来的革命斗争，也为了能在接下来的革命事业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邓演达离开军队再次入军校深造，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
2年后，邓演达以极其优异的成绩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
在此期间，邓演达除了认真学习军事知识，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学科的研究，并自学德文，这为他日后成为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从保定军校毕业后，邓演达便加入粤军，一直跟随着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为民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准备在统一两广的基础上出师北伐。
正当孙中山如火如荼准备北伐时，意外发生了。
1922年，野心勃勃的陈炯明发动叛乱，趁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织北伐之际意欲在广州自立。
获悉陈炯明有叛乱迹象，孙中山带着夫人宋庆龄急匆匆从桂林赶回广州，想要以自己对陈炯明的知遇之恩阻止叛乱。
然而配资炒股平台皆，陈炯明叛乱之心早已昭然若揭，绝非孙中山只言片语就可打消。孙中山回来没多久，陈炯明先是派人暗杀邓铿，窃取第一师师长之职，后直接派兵围攻总统府，公开叛变。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前，孙中山提前得知消息，后在总统府卫士的掩护下，撤往永丰舰。此时，孙中山不再对陈炯明抱有希望，开始调兵谴将，准备武力镇压陈炯明叛乱。
就在这个时候，文武双全且对革命无比坚定的邓演达被委以重任，临危受命，联络滇、粤、桂军，组织西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全面负责平定陈炯明叛乱事宜。
邓演达没有辜负孙中山的信任，短短不过数月，率军顺利夺回广州，陈炯明被迫通电下野。
1923年2月，邓演达率部迎回孙中山，并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再立陆海军大元帅府。
此时，孙中山欲重用平叛有功的邓演达，想让他担任由第一军旅长，但邓演达坚决不受。
邓演达认为自己的资历、能力都还远远不足以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并推荐陈铭枢任旅游，自己则担任第三团团长。
邓演达此举让孙中山大为欣赏，也更加器重和信任。
之后，孙中山便调所部守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并委任他为大元帅府少将参军。
此时，邓演达的职务虽在革命军中并不高，但其真实的地位却远远要比他的职务高上很多。
李济深曾这样评价邓演达：“没有邓仲元（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没有择生（邓演达）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
1924年初，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孙中山决定建立一所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的军校，即黄埔军校。
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的目的很简单，正如他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所说：
“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对国共两党而言，黄埔军校至关重要，是建立一支忠于革命的革命军的基石。
黄埔军校对国共两党能否建立起一支革命军至关重要，故而国共两党对黄埔军校的筹建尤为重视，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统筹军校建立事宜。
当时，筹备委员会成员无一例外都是当时国共两党的重要成员，包括王柏龄、俞飞鹏、宋荣昌、林振雄等，其还包括邓演达。
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邓演达身上的担子很重。
为了能尽快把黄埔军校办起来，邓演达带着战友们立即投入紧张的军校筹建工作中。
黄埔军校选址在黄埔岛原广东陆军军校和海军学校旧址上。此时距离广东陆军军校和海军学校被弃置已过去数十余年的时间，因无人打理，此地早已是遍地杂草，脏乱不堪。
邓演达等人来到这里后，经过紧张的修葺重建工作，终于使这里焕然一新。
紧接着，邓演达又不辞辛苦，奔赴上海，物色军校管理人才，招收革命意志坚定且出色的爱国青年入军校深造。
后来，在邓演达等人的努力下，日后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黄埔军校建成后，邓演达先后任教练部副主任、代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
担任管理人员期间，邓严格要求学生，对违纪行为不迁就不姑息，一旦学生违反校纪，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能力如何，又无论他有何身份，邓演达都铁面无私，严格按照校纪办事。
但是，铁面无私的同时，邓演达也从来不以权压人。
只要学生不违反校纪，他都平等且温和对待，就算学生当面反驳、顶撞自己，无论是错还是对，他都耐心倾听，事后如果是错误的观点，他就会耐心说服，谆谆教诲。
平易近人又铁面无私，邓演达深得黄埔军校师生的敬重和爱戴。
随后的岁月，邓演达一直都是孙中山最信任的左臂右膀之一，他一直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农民运动……
正因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最终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并在最后被其残忍杀害。
邓演达和蒋介石有过较深的交往。
彼时，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两人曾与其他国共两党委员共同筹办了黄埔军校。
筹办黄埔军校前，蒋介石恰好在跟孙中山闹“情绪”，“隐居”宁波奉化不肯出来。为了让蒋介石出来协同筹办军校，邓演达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亲往奉化劝说，后蒋出山。
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任校长，邓演达任教育长，共同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
表面上看，两人的关系应该很密切，毕竟都是孙中山信赖的心腹，蒋介石出任校长也是邓演达从中翰旋的结果。
但事实上，两人根本理念大相径庭，邓演达大公无私，不搞党派之争，一心为国为民，只要是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无论是谁，又无论是何党派，他都愿意接纳并与其精诚合作；蒋介石利欲熏心，党同伐异，为个人私利，不顾国家民族之存亡。
如此，当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并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时，邓演达站了出来，带领着有同样信念和抱负的国民党员与其多次斗争。
蒋介石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其企图把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排挤出去，邓演达却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多次相助并支持校内的共产党员留在军校。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邓演达一面向国民党军政界要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明确表明自己联共、扶助农工的态度并寻求支持。
另一面，邓演达亲自到蒋介石在广州东山住所，当面指责蒋介石违反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利于国共合作，希望其悬崖勒马。
此时，邓演达并不知道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只是天真地认为蒋介石只是一时糊涂，只要自己真诚地劝说，他就能幡然悔悟。
邓演达的天真，没有换来蒋介石的幡然悔悟，反而是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邓演达的公然反对，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下令将其软禁起来。
幸运的是，邓演达在国民党内声望颇高，其被蒋软禁的消息传出，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要求蒋释放邓。
见党内舆论汹汹，很多要员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怕引起党内群起而攻之，只得下令释放邓演达。然虽被迫释放邓演达，但蒋对其反对自己一事仍耿耿于怀，不久即将其调往潮州。
北伐开始后，已独揽党政军大权，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急需党内要员的支持来稳固自身的地位，如此邓演达再次被重用，蒋介石希望以高官厚禄来换取邓的支持。
蒋介石着实小看了邓演达，如若邓演达是一个利欲熏心之人，仅凭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他的职务绝对不会低于蒋介石。
邓演达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是真心为国为民，因此蒋介石的这些小伎俩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得不到邓一丝的忠心。
当然，邓演达虽然知道蒋介石的这些小伎俩，但是为了能够参加北伐，他还是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
北伐期间，邓演达亲临北伐前线，指挥着北伐军将士从长沙打到武汉，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战功赫赫。攻克武汉后，立下赫赫战功的邓演达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担任武汉行营主任期间，为培养更多政工人员，深入民众中去发动组织民众，邓演达决定在武汉创办政治训练班，培养更多优秀的政工人员。
筹备阶段，邓演达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任命富有政工经验的共产党人包惠僧为政治训练班筹备处主任，借此加深与我党的联系，联合我党共谋北伐。
在我党的协助下，政治训练班顺利建成，校址就在武汉两湖书院。
之后，随着革命中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全国各地爱国有志青年云集武汉，纷纷报名参加政治训练班，如此一个政治训练班已无法完成培养政工人员的任务。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邓演达的主导下，政治训练班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改称）武汉分校。
武汉分校建立后，大批共产党人如恽代英、项英、周恩来、蔡畅等被聘为政治教官或委以其他要职。
因为有邓演达、周恩来、项英等杰出的革命者，武汉军校培养出了无数杰出的革命战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演达、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指导下，武汉分校第六期招收了3个女生中队，这是黄埔军校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
她们中有很多人在后来都成为了女英雄，有喋血沙场的革命先烈，如胡筠、游曦等；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军女将，如危拱之、张瑞华等；有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如赵一曼等。
就在邓演达与我党精诚合作，共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时，利欲熏心的蒋介石却在加紧筹划背叛革命之事。
为了阻止蒋介石背叛革命，邓演达组成了5人行动委员会，作为反蒋的斗争机关，积极撰写文章，在武汉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对蒋介石分裂革命、实行封建独裁进行了揭露和斗争。
作为国民党内重要成员，邓演达的反对对蒋介石影响甚大，为了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主张，蒋介石派心腹曾扩情亲赴武汉劝说。
为了拉拢邓演达，蒋介石可以说是下足了本钱，许诺只要他与自己一条心，就让他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
高官厚禄面前，革命意志坚定的邓演达不为所动，当即表示：
“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照蒋这样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无数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
18日，蒋介石对“冥顽不灵”的邓演达下了通缉令。
对于蒋介石的通缉，邓演达丝毫不惧，非但未屈服，反而是更加坚定了反蒋的决心。
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举动，使邓演达真正认清蒋的无耻嘴脸。一次集会中，他慷慨陈词道：
“我们为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为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只有奋勇前进，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的南京伪政府！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
然而，随着汪精卫也步蒋介石反革命后尘，孤木难支的邓演达为了寻求更多革命志士的支持，来到了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邓演达与早前抵达莫斯科的宋庆龄、何香凝、黄琪翔、陈友仁等商议，决定成立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的萨达政策，号召革命的国民党人团结领导被压迫的革命民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也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由其担任第三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总干事，具体负责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邓演达充分利用自身在国民党内和黄埔军校的声望，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立分会。
因为邓演达在国民党内有着非凡的地位，又是曾经黄埔军校的教育长，第三党成立发展迅速，许多国民党军政界重要成员，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陈诚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等都先后加入第三党，由此其很快便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当蒋介石得知邓演达已秘密回国并组建第三党时，其大为恐慌。
蒋介石深知邓演达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声望有多高。
作为国民党军立足之本黄埔军校的教育长，邓演达深得黄埔军校毕业生的爱戴和尊敬，一旦他出面邀请，许多在国民党军内任要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绝对会毫不犹豫投靠。
如此，这就将极大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因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也是他稳固自身地位的根本，一旦黄埔军校毕业生一大部分被邓演达拉拢过去，他的统治就将摇摇欲坠。
为了抓到邓演达，蒋介石一面勾结上海租界当局，要求其禁止邓演达在租界内的活动，一面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出重金悬赏，侦察缉捕邓演达。
在白色恐怖下，面对蒋介石的重金悬赏，邓演达临危不乱，革命意志仍无比坚定，他没有听从同志们要他撤离上海的劝告，毅然留在上海坚持斗争。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牺牲，邓演达始终报以一颗坚毅的而平常的心，他曾这样说过：“个人生死何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我随时准备牺牲。”
积蓄了一定的力量后，邓演达决心以陈诚的十八军为主力，举办“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准备结业后就立刻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出发去江西前，他对朱蕴山说：
“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自己要多保重。”
朱蕴山听后对他说：“外边风声紧得很，你要警惕，倘有失误，瓦解全局。”
邓演达没有多说什么，坚定地说道：
“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然而，不幸的是此次武装起义还未发动，就因叛徒陈敬斋的出卖而失败，邓演达也因此被蒋介石逮捕。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多次对其威逼利诱，许诺只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宣布解散第三党，就委任他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参谋长，同时威胁他，若是他不答应，就杀了他。
在这生死存亡面前，邓演达不为所动，用一句“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拒绝了蒋介石任何的威逼利诱。
在蒋介石囚禁邓演达之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甚至连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也在其中。
然而，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求情非但没有让蒋释放邓演达，反而是加剧了蒋要杀邓的决心。
黄埔军校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立足之本，现在却一致要求他释放邓演达，这让蒋对邓演达忌惮无比，他看出邓深得黄埔军校生的拥护，如若放他出来，对他绝对是一个致命威胁。
由此，蒋杀邓之心愈决。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下令残忍杀害，终年仅36岁。
正如宋庆龄在《纪念邓演达》一文中所说：
“（邓演达）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而忠实，决不妥协，未曾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对之不屑一顾。”
但凡邓演达有一点点的私心，蒋介石未必会有那般地位。
从邓演达登高一呼，诸多往日被蒋介石视为心腹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就站出来拥护他；从邓演达被捕后，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就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邓演达。
从种种现象可以看出，在邓演达和蒋介石之间，绝大多数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拥护邓演达。
然而，邓演达终究不是蒋介石这般利欲熏心之人，他的一切行动都以国家和民族为先，如此做事远比蒋介石来得有顾忌，也终是落了下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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